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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受案范围的调整和扩大 面对服务型政府法治化的发展趋势,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显然较窄,特别是一些新类型、复杂案件的收案问题会成为法院经常遇到的问题

2022年9月，最高检会同最高法、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出台《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取保候审的适用。完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机制。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检察机关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十年来，最高检严格按照党中央《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的决策安排，努力推进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试点工作。2022年，涉罪未成年人不捕率、不诉率接近70%、60%。制定《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明确规定了未成年被害人获得司法救助的范围、方式、标准、程序等内容。2019年修订后的检察官法规定了不得担任检察官的四种情形和应当免去检察官职务的八种情形。

2018年12月，最高检率先开展内设机构改革，自上而下推动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实现系统性、整体性调整。──单设行政检察机构 针对行政诉讼法修改实施后行政案件申诉率高的实际，为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最高检设立第七检察厅，26个省级院和部分市级院成立专门的行政检察部门，专司行政检察职能。在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机关结构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四重性质、地位和功能： （1）为保证全国人大职权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召集全国人大会议等组织性职权。

实践中，对于一些未在第67条明确列举范围内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时，通常默认其符合兜底条款。（2）《宪法》第67条列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这是判断职权归属的明确依据，无需赘言。这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从保留程度及其对应的宪法规定方式来看，宪法保留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宪法专属，即有关国家性质、国体、政体等关涉国家建构全局和政治统合根基的问题，只能由宪法规定。

此外，也可先判断拟授之权是否原本就属于被授权机关。还应注意，即便可以授权改革试点，也应审慎为之。

权宜调整，动态稳定是我国宪法权力结构开放性的规范体现。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自然无权授出。若不重视这种影响，则会一点一滴触动宪制根基——长此以往，难免破坏宪法权力结构的稳定性，扰乱宪法权力配置的规范性原理。这些事项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保护。

上述观点忽略了这个前提，既未关注到该条潜含着不当扩张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可能，也未意识到授权改革试点给宪法权力结构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事项越重要，涉及面越广，民主性要求就越高。2.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应限于自身职权范围，不能授出全国人大的职权 基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的确定，宜采取排除+《宪法》第67条列举+兜底条款解释的路径： （1）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排除，是相对于全国人大而言的。宪法权力结构从体制层面融合了民主正当和有效治理，从权力配置出发的宪法整体性思考，是对授权进行规范建构的宪法立足点，也是授权作为一项宪法实践创新上升为宪法制度的理据所在。

权力混合既是一个关于权力配置的规范性表达，亦是一个经验性的描述。试点评估往往依赖被授权机关的自我评价。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既能解决职权模糊问题，更能确定功能适当机关来行使职权，以更好满足实践需要。当然，为实现这一功能，就必须构建有效的授权评价、总结和反思机制。

调适的结果，不是单向的立法权收缩或行政权扩张，而是在整体权力配置下，符合特定条件而启动的不同权力之间的合作，以及由此形成的动态平衡。根据《宪法》和《立法法》，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均可作出此类授权，将部分权力授予地方或由其产生的国家机关。六、结语 立足于权力配置的视角，实践需要和规范安排的紧张关系，是有效治理和民主正当两种价值冲突的呈现。（三）实现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反思平衡 权力的实践运行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不过，应当注意，不同权力在分工基础上的各司其职，是任何权力结构得以维系的前提。授权引发的职权转移，不仅在形式上打破了稳定的权力分工结构，更实质性地影响到了权力配置关系。

这样可形成与全国人大的功能区分，有助于降低全国人大的民主负荷，让全国人大聚焦于民主共识凝聚和象征功能。一是国家机构调整的相对灵活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民主性承继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形成适度的功能区分。合理分工强调各国家机关在其专属职权范围内各司其职，特定任务由特定机关承担，禁止越权或推诿。

此外，理由说明还应包括成本效益分析。研判过程本身就是沟通和论证过程。

在这种变化的语境下，一个必然的追问是，变化后的职权行使主体、职能、程序和责任形式，是否与该职权所涉事项的属性相适配？职权转移后被授权机关能否在功能上承载起职权所涉事项的民主性、效率性抑或专业性要求？进一步讲，授权关联着宪法权力配置的价值、逻辑、原理与规范，可谓是一种隐蔽的宪制变动，因此需要从权力配置的整体视角来审视其影响。权力机关要实现正确决策，就必须充分倚重这种功能优势，但为防止专业理性排斥民主安排，还须设置对专业理性的民主控制机制。这一开放性特点，在根本上取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这就影响到行政效率和有效治理。

但在立法与行政关系下，当行政因为面临立法局限而无法积极作为时，除诉诸立法监督程序反映立法局限、等待立法完善外，尚无行之有效的协作机制来及时解决这一问题。据此可以理解《立法法》第9、13、74条与宪法的内在关联。

对此，全国人大既不能修改，更不能授出。再迫切的实践需要，也不能淡化和遮蔽整体意义上的权力配置思考。

1.部分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立法类职权可授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不同职权分别对应于它的不同性质、地位和功能，这也是判断职权可否授出的基准。（二）所授之权为可授之权 在这一思考层次，主要考量授出职权是否背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性质、地位和功能，是否影响了民主正当价值。

权力机关通过决定权或立法权确定了大方向，执行机关在该方向约束下仍要结合实际情况来进行裁量。在西方分权体制下，授权由于牵涉到立法与行政关系的变动，一开始就是被置于权力配置的视角下来讨论的。当然，授权须将自身置于宪法为权宜调整所设定的规范约束之下，如此，不仅不会挑战和破坏合理分工，反而还可形成对合理分工的动态补足，彰显其宪制正当性。我国宪法从一开始就摒弃了形式主义的权力分立观念，因而不会像西方分权体制那样对授权有着一种无法释然的执念。

就程序而言，试点启动由民主程序决定，具体试点办法提交授权机关审议，试点过程及时向授权机关报告，试点成果由授权机关检验。基于此，授权应予严格控制。

根据功能适当原则的指引，授权确定了最适合实现职能的机关，促进民主正当和有效治理在特定事务上的功能耦合。也唯有规范化地运行，授权的宪法定位才不至于在实践中发生偏差，其宪法功能也才能充分释放出来。

其理由是，《立法法》作为宪法性法律，对授权的合法性确认实际上产生了扩充宪法或解释宪法的实效。但宪法修改关系重大，为保证足够慎重，可以先行开展局部试点，这也是宪法变迁的重要路径。